1．下半年完成资产重组或重大注资、股权划转等、且经营基本面稳健向好的企业存在被上调可能，但数量不会太多

上调方面，从今年以及前几年评级调整因素来看，重大资产重组或重要外部支持几乎成了级别上调的必备要素，下半年完成资产重组或重大注资、股权划转等、且经营基本面稳健向好的企业，或有被上调的可能，但数量上不会太多。

2．重点地区城投仍有下调空间，产业下调关注利润由盈转亏、特别是已经存在下调主体的行业企业

贵州、山东、云南、广西是目前关注度较高的四个城投地区，四个地区的债务风险特征各不相同，本文简单从城投债余额和财政实力的角度，用比较分析的方法，浅析一下四个地区在城投债层面的相对风险，以及后续可能的评级调整空间。

其中财政实力主要观察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两个指标，前者代表财政收入实力，后者关乎城投可用资金来源。

※ 贵州和云南

这两个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显著的差异性。

首先，从财政实力来讲，两地区一般预算收入相当，2022年均在接近2千亿元的规模，但贵州的债务余额却是云南的两倍之多，当然，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云南的两倍甚至更多，但云南特别是昆明近两年土地市场疲软，价格下跌导致昆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从2019年的千亿规模暴跌至2022年的百亿规模，这也成为云南以及昆明近年重大的风险因素之一。

其次，从城投平台质量来讲，贵州和云南又有着质的区别，贵州的城投平台布满了各个区县，行政层级相对较低，按城投债余额计，区县占比近45%，市级的城投也散落在各个地级市，无聚集效应，而云南的城投平台则集中在省市一级，近八成是省市级平台，且市一级的也是集中在昆明等少数几个经济相对尚可的地区。

因而贵州化债需要协调的地区和部门更多，难以形成全省协同效应，而云南则相对集中，且余额相对贵州更小，或通过协调较少的部门、动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形成较好的化债效果，执行起来也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协同效应。

此外，虽然近年来贵州一直处于风口浪尖，风险事件不断发生，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城投下调评级主体数第一的区域，但也正因为此，贵州成为风险暴露时间最长、最充分、且化债最积极、调用资源最多的城投地区，从上文近三年贵州地区下调评级主体数和下调幅度来看，债务风险带来的冲击也是逐年衰减的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