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投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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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核心载体，城投公司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曾发挥关键作用。然而，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、监管政策收紧以及市场环境变化，城投公司正全面陷入多重压力漩涡。在6万亿元置换债发行收官、化债工作转向构建长效机制的2026年关键节点，这些压力的交织叠加不仅关乎城投公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，更影响地方经济稳定与债务风险防控大局。具体压力如下：
历史债务负担沉重：长期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，承接大量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，此类项目投资规模大、回报周期长、现金流不稳定，导致债务持续积累；多数城投依赖“借新还旧”维持资金周转，形成偿债压力循环。
化债政策约束严苛：一是部分城投未纳入化债范围，需自行承担偿债责任，部分政策要求每年至少偿还10%本金，加剧现金流紧张；二是部分地区城投虽地方政府债务率合理，但经营性债务规模大且缺乏现金流支撑，无法享受化债政策，陷入“既无政策支持，又无力自主化解”的两难。据测算，2025年末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规模已达7.26万亿元，处置难度大。
融资渠道持续收窄：监管政策收紧背景下，非标融资（信托、融资租赁等）风险上升、监管加强；正规融资渠道（银行贷款、债券发行）对城投资质要求严苛，弱资质城投被边缘化，融资难度激增。部分城投为填补资金缺口，被迫选择高成本非标融资，推高财务负担，形成“融资成本高—债务压力大”恶性循环。
市场化融资能力不足：长期依赖政府信用背书融资，市场化融资能力薄弱；转型后融资逻辑转向“自身经营能力依赖”，但多数城投经营性业务规模小、盈利能力弱，缺乏稳定现金流支撑，无法满足市场化融资对主体信用和偿债能力的要求，融资渠道进一步受限。
业务转型难度大：传统核心业务（土地整理、政府代建等）受土地出让收入下滑、基建需求放缓影响，增长空间萎缩；新兴产业（新能源、智能制造等）竞争激烈，城投缺乏专业技术、人才储备和市场资源，转型方向不明确，业务选择陷入困境。
政企关系调整困难：转型核心是剥离政府融资职能、理顺政企边界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城投与地方政府深度绑定，政府对业务干预普遍，难以完全市场化运营。截至2025年末已有362家城投宣布“退平台”，但从形式剥离到真正市场化经营、与政府彻底“脱钩”，仍需漫长过程。
宏观经济环境恶化：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，而土地出让收入是城投偿债的重要来源，直接削弱偿债能力；经济增速放缓使基建需求增长趋缓，城投传统业务量锐减，收入增长停滞。
市场竞争日趋激烈：转型进入新兴产业或市场化领域后，需与经验丰富的民营企业、实力雄厚的央企同台竞技；因缺乏核心竞争力，城投市场份额难以保障，盈利空间被压缩，制约转型成效并增加经营不确定性。
内部运营能力不足：长期形成“重融资、轻运营”模式，精细化管理能力薄弱，对存量资产盘活和运营效率提升重视不够，难以通过资产运营创造稳定现金流；部分城投资产盘活仅采用“一租了之”的简单模式，未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。
专业人才严重短缺：市场化转型需要产业运营、资本运作、风险管控等专业人才，但城投传统薪酬体系和管理模式僵化，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市场化人才，导致转型战略落地受阻，核心竞争力培育受限。
政策层面：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，精准覆盖各类城投主体，重点化解经营性债务风险，为转型创造宽松环境。
企业层面：加快市场化改革，聚焦优势主业，通过资产整合、兼并重组提升核心竞争力；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，强化精细化运营管理，盘活存量资产，培育稳定现金流。
政企协同层面：明确政企边界，减少政府不当干预，推动城投公司真正实现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
转型本质上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，城投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自身造血能力的提升。唯有通过化债减负、业务转型、管理升级、人才集聚的综合措施，城投公司才能突破当前困境，实现从“建设城市”向“运营城市”的转型，在保障地方经济稳定发展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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